城隍庙大二爷伯

原以为428黄绿大集会有好的开始, 可望为我国的公民诉求立下一个良好的典范。然而, 临散会前的个别硬闯禁区的动作, 却让警方为本身向群众发射催泪弹、水炮乃至武力镇压的行动, 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

在声声遗憾之余, 国人都会感到狐疑, 到底谁才是幕后的黑手? 是别有居心者刻意混进参加集会的群众, 然后伺机发难, 挑衅警力, 以制造事端? 抑或是与会会众本就存有骚动之意?

从执政党头头连番指责安碧嘉须负起全责的谈话, 实则是已认定滋事者非属净选盟与反莱纳斯稀土案人士不可, 这是预料中事, 但也折射出执政当局对待这次公民诉求的具体心态。

犹记得大集会的前夕, 我曾在另一篇专栏文字里指出:〝无独有偶,朝野阵营中都有一类〝嗜血〞的无良份子。主张镇压的执政党人, 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擦枪走火〞状况, 往往会抱持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以为只要发生流血冲突, 即可归咎于敌营的罔顾法纪, 甚至可将之说成是宣导〝社会和谐稳定〞的反面教材, 希望有关事件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造次者, 起着一定的威慑作用。

同样的事件, 落在主张诉诸悲情的在野党人眼中, 却又是一个天赐得分的良机, 至少可延烧多时, 为未来的选战, 平白增添几许的议题筹码。姑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对公民诉求本身不啻是一种伤害, 对广大参与该诉求集会的民众, 是极其不公平的。

平心而论,即便是会众当中出现少数刻意硬闯禁区的〝害群之马〞, 执法当局基于现场的维安需要, 顶多只需针对少数的滋事者采取行动, 而不是四方八面的包抄, 对饱受惊吓而四处流窜的民众发射催泪弹, 甚至动用武力, 连采访线上的摄影记者也难于幸免。这难免会令人对警方所谓的〝办事规范准则〞(SOP) 产生怀疑。

这次的〝集会失控, 谁该负责? 〞的问题, 已成为了〝罗生门〞, 朝野各说各话, 互相诿过于对方, 乃意料中事, 但它也揭示了我国政党政治民主素质的偏低。

其实,执政当局打从开始, 即已有意无意要将428静坐集会定位为违法集会, 但碍于前不久刚刚通过〝和平集会法〞(PEACEFUL ASSEMBLY ACT), 断然禁止集会的申请, 只会招惹物议, 引起反弹。是以, 集会地点的拒批, 倒成为执政当局用以间接拒绝这次集会的理由。

际此高调转型声中, 纳吉首相的废除内安法, 尽管能起一定的政治加分作用, 但执政当局在场地问题上的坚不让步, 而把关的吉隆坡市政局所发布的理由, 却偏又十分牵强, 这对首相目前所倡导的〝政治转型〞(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实则只会帮倒忙, 失分连连。

另一边厢, 净选盟与民联三党在场地问题上的坚持与唱和, 也难免会引起部分民众的怀疑: 难道428大集会换了个地点举行, 其诉求的正当性就会荡然无存, 或是大打折扣吗?

场地的争拗、对峙是否为后来的失控冲突埋下了伏笔, 或是它仅只是个方便的藉口? 相信这只有当事人心里明白。

至于428集会临散会前的失控冲突, 到底是因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依布拉欣及阿斯敏阿末议员两人的鼓动所致, 抑或是一如在野党所称, 乃因执法当局在集会人潮中所布的〝暗桩〞伺机发难, 才点燃起冲突的火苗? 这已沦为目前朝野另一轮互呛骂战的焦点议题。

姑不论谁才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民众普遍的观感是, 随着政党政治的介入, 一项正当的公民诉求显然已被〝绑架骑劫〞, 既让其失控兼又令其失焦。尽管不当的伤害经已造成, 但各造都应该理性地回到诉求的原点。

毕竟,广大民众所期待的是一场乾净自由的民主选举,以及一个没有公害荼毒的国度。纵使朝野对此诉求的立场观点有异, 但这两大诉求所代表的民意及正当性, 在捍卫民主的前提下, 是不容质疑与践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