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博奕声中的公民诉求--兼记428游行


〝如何看待及处理公民诉求?〞这一问题对从政者深具挑战性。它既可考验一个社会的民主成熟度, 也可彰显出执政当局的施政手腕, 以及民众对有关诉求的认同度。

我国近月来的连番街头示威请愿, 从去年709的大游行, 及后力挺反稀土公害的绿色盛会, 而至今天428的黄绿会师大集会, 在在皆已揭示朝野政党在处理相关诉求上, 所谓政治斡旋的失败; 同时也暴露出执政当局在因应态度上的欠缺灵活。

或许, 民众只从事件的演变发展, 直觉看到执政当局动用公权力的粗暴, 以及政治因应手腕的僵硬, 但却无视于朝野在议会内外的政治斡旋, 如果运用得当, 何愁不能纾解民困、因应诉求。

纵观大马国内的政治生态, 国人不难发现朝野政党并没有对话的机制和文化。议会内朝野议员的互呛对骂, 即便延烧到议会殿堂外, 充其量也不过是让人看到了朝野之间的惯性对峙与博奕, 却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共商国是的理想平台。

再者, 一旦政党介入了有关诉求, 它立即会贴上了政党的标笺。站在政党的立场, 尤其是志在攻坚的在野党, 当然不会平白放过任何足令执政党失分累累的机会, 而乾脆选择融入诉求方, 甚至不惜〝绑架〞诉求, 将之占为己有。

另一边厢, 执政党人尤其是久存〝汉贼不两立〞偏狭思维者, 面对这类诉求的冲击考验, 首要的考量往往不是审视其合理性及可行性, 或民心的向背, 而是诉求的政党标笺。在他们惯性思维的主导下, 凡是敌营的主张诉求, 当无附和认同之理。如此一来, 当然也不可能还有协商的余地。在如斯的大前提下, 一旦有人把诉求带上街头, 执政官僚的惯性反应十之八九是离不开强行镇压的。

这种威权领导的思维, 当然早在反对党人的预料盘算中。在强烈的政治得失意识的主导下, 在野阵营自然期待执政当局与诉求方之间的矛盾激化, 让执政党进一步失去民意的支持。换言之, 只要诉求还继续延烧, 他们自不愁没有政治筹码可供操弄。

无独有偶,朝野阵营中都有一类〝嗜血〞的无良份子。主张镇压的执政党人, 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擦枪走火〞状况, 往往会抱持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以为只要发生流血冲突, 即可归咎于敌营的罔顾法纪, 甚至可将之说成是宣导〝社会和谐稳定〞的反面教材, 希望有关事件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造次者, 起着一定的威慑作用。

同样的事件, 落在主张诉诸悲情的在野党人眼中, 却又是一个天赐得分的良机, 至少可延烧多时, 为未来的选战, 平白增添几许的议题筹码。

今天恰逢428大集会, 参加的友人与支持者当中, 不乏无党无派的升斗小民。他们可说是亳无政治动机和考量的一群, 也是备受执政党人普遍忽略的一群。执政当局或许已打从潜意识里, 认定这次挟着两大诉求的会师集会, 是蓄意冲着执政党而来, 难脱为在野党造势之嫌。然而, 不容扭曲的客观事实是: 它是一项跨族、跨党的公民诉求。诉求方走上街头静坐, 何尝不是因为政治的解决方案已走进了死胡同之故。

姑不论朝野双方对这次的公民诉求持啥立场, 理性告诉我们, 在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下, 它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国人也普遍希望参加集会的各路人马与民众, 能够自律与自重, 以示对有关诉求的尊重。

负责维安的执法单位, 在执行任务时, 千万不能惯性地错把镇压视为职责。相反的, 他们应对参加静坐集会的民众提供基本的保护与维持秩序的服务。唯有如此, 我国的公民诉求运动才有望登上新的台阶, 在平和中为民主的进程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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